习近平外交思想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仅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而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日益彰显出与时俱进、引领时代的卓越理论品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当前，国际秩序进入了新一轮的重构期，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区动荡加剧。2023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绕不开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在这两份文件中，美国政府都着重强调了“大国竞争”一词。

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我们党反复思考的一个重大时代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亲自运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在保持我国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指导和带领新时代外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崭新局面。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并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战胜各种挑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具有四个鲜明特征：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实践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即“十个坚持”：

在人类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大多伴随着征伐与战争。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我们必须打破“国强必霸”的固有逻辑，开辟一条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和平发展的新路。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个观点：“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担心，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但是修昔底德本人并未提过“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2年正式提出。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修昔底德陷阱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凸显”。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说的“太平洋”其实就是中美关系。

2017年，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进一步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进行了阐述。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崛起一方感觉比以前强大了、富裕了，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与关注，并且拥有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守成一方则会感到恐惧，因为一直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随着实力的增长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反对意见了。崛起一方的自豪感逐渐变为自大，守成一方的恐惧，极端点说会陷入偏执，由此就产生了误解。

虽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个概念，但他并不认为“修昔底德陷阱”绝对不可避免。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500年中一共出现过16次，其中12次演变为战争，剩下的4次避免了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要对“修昔底德陷阱”进行批判。

第一，“修昔底德陷阱”是“新瓶装旧酒”。“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建立在多个现实主义观点基础之上，并非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比如，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借鉴了《权力政治论》的相关内容。二是“崛起国”和“守成国”提法，来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中的“挑战者”和“主导国”。奥根斯基认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后，会成为要求改变现状的“挑战者”，而体系的主导国希望维持现状，由此双方产生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很可能会以战争收场，最终完成权力转移。三是“修昔底德陷阱”最能反映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在国际体系中，修正主义国家总会力图攫取权力和主导地位，甚至不惜以武力改变现状。

第二，“修昔底德陷阱”牵强附会。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讲“修昔底德陷阱”，这只是一些现代人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对历史的一种断章取义。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现实。美国国际关系史专家刘易斯·加迪斯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十年间，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种“长和平”的状态。

第四，“修昔底德陷阱”忽视了人类的能动性。不管是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都要用智慧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彼此的关系。

第一条路径：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改变，因为和平与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可以创造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这一科学论断，在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被准确地、规范化地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条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大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因为大国之间缺乏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意识，最终在竞争中相互伤害。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世界各国应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条路径：坚持对共同发展的不懈追求。传统大国之间通常只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国家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利益，也就是“以邻为壑”。

中国致力于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定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2009年，胡锦涛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就是“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包容性发展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一国发展的同时，也要带动其他国家一起发展。

201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当时，各国领导人围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这一主题，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取得重要成果。

“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共建十余年，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重大历史性成就，成为一项惠及全人类的伟大创举。比如，2013年到2022年，“一带一路”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逐年扩大，中国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同30多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同东盟、非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地区组织的发展规划协同增效。

2013年到2022年，在项目建设方面，我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大约1300亿美元，建设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蒙内铁路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有效改善了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提升了互联互通水平。

中欧班列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截至2023年9月底，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累计开行超过7.8万列；运送货物超过740万标箱，占中欧贸易总额比重从2016年的1.5%提高到2022年的8%。中欧班列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第四条路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传统的大国关系容易走上结盟对抗、军事制衡的老路。而我们追求的是在不损害他国利益的同时，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在理性竞争的基础上共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中国开创性地提出并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主席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具有全球影响的“三大全球倡议”，是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的三根坚固的柱石。

当前，面对中国的飞速发展，西方国家依然秉持冷战思维，鼓吹“中国威胁论”，恶化我国国际发展的舆论环境。党中央基于历史、现实、世情、国情、使命与担当，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作者：李志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宣讲家网